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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最初的画画，也是从木板面墙上开始的。那面墙的主人，是个卖五香豆的老头，大家都叫他老五。老五得罪孩子们不光是凶，而且还小气，他卖的五香豆比别人少不说，居然比他老婆还少，又动不动“去去去”地赶孩子们走。一到中午，老五有午睡的习惯，孩子们就趁这个时候悄悄地画画。别看老五在外面凶，见老婆却怕得要命，只要他老婆一拧住他的耳朵，他就乖乖地歪着脑袋跟老婆上楼。所以孩子们要表现的主题，基本上也就是这个。为了画好这个拧耳朵的画面，我只好去请教我的舅公，他以前是上海滩上的职业画家，解放后回嘉兴当小学图画教师。我让舅公画一幅母亲拧着闯祸儿子耳朵的画，然后自己一遍遍地临摹，并在临摹中将小孩改成了老五。就这样，我喜欢上了画画，老师便是舅公，他和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，来来去去很方便。记得有一次画《红灯记》里的李铁梅，上了颜色后自己也吓了一跳，太像了，与剧照上简直是一模一样。自己正洋洋得意时，站在一旁的哥哥却突然说不像，他用手遮住李铁梅的头，说：你看，像不像李奶奶穿了件红衣服？我气得差点跟他争吵起来，就去给舅公看，不料舅公也用手遮住李铁梅的头说，你自己看像不像隔壁的新嫂嫂？因为隔壁的新嫂嫂有点胖，站在我身后的表婶就忍不住格格格地笑了起来，她说，这是审美关系，樵樵将来是要讨胖老婆的。被大家取笑一通后，舅公就认真地对我说，光用九宫格画不行，一定要学素描，否则造型就有问题。于是就开始学素描，学了将近一年，就跟着一个同学的哥哥去某个单位画毛主席像。站立在高高的手脚架上画画，尽管脚时不时地在发抖，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回头往下望，看看有没有熟人和邻居走过，这对于十七岁的我来说，毕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那时正好是阴历的年底，画完成后同学的哥哥给了我十块钱的小工费，我用七块九毛钱买了两只母鸡，一只给自己家过年，一只给舅公送去。因为当时的特殊原因，舅公家经济条件较差，所以他很高兴，笑哈哈地说，今年用不到再写“寒菜抵夏肉/园蔬自芬芳”的春联了。
十年前，馆弄的老屋将要拆迁时，出于一种怀恋的心情，我带着妻子去馆弄走了走。出乎意料之外的是，我碰到了老五夫妻俩，他们大约都要九十多岁了，老五居然还认出了我。站在自家老屋门口的石阶上，我看着他们搀着手，撑着拐杖，一点点走远时，心里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幅画，这就是我后来发表在《解放日报》上的国画《老人》。